近期国土部门调整全国用地规划，北京减少170万亩的耕地保护指标。我一直认为，北京不应施行耕地保护政策。从历史数据看，北京耕地保有量可能早已破线，此次调整不过是对既成事实追认，也是增加供地的信号，算是一点微小改善吧。
增加土地供应，有助于拉低房价，这个结论无疑正确。有朋友问我，如何看待这一类有助于降低房价的政策。他知道我刚在北京买房——真是让人难堪的问题啊。
借助政府的反市场政策，一些人获益。尽管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，不得不承认，和受政策伤害的其他人相比，他是个幸运儿。这种现象比比皆是。
十年前在北京买房之人，他的财富增长远远超出一般创业者。不是付出了多少努力，提供多少服务，而是政府施行限制土地供应、限制交易、增加税收、通货膨胀等政策，推高房价，使他坐享其利。
相当长时间里，贵州茅台都是业绩亮丽的股票，股价上涨和分红都很可观。它的销售，很大部分源于官员消费。民脂民膏推高了这家公司股价，使其长期投资者获得了可观回报。2012年政府强力反腐，这支股票几近腰斩，就可见一斑。
政府施行保护政策，一些行业免于激烈竞争。他们无需讨好消费者，也无需面对同行竞争，就能安然生存。这种情形多为国企业，受政府补贴的民营企业也很常见。
如何看待市场化带来的切身利益损失？变革使倨以为傲的政策优势消失：买房者发现房价不再节节上涨，因为住房增加供应；原先持有的股票不再值钱，因为股市将施行注册制，虚高股价被挤掉泡末；高价购买的出租车牌照，在网约车攻击下，不断缩水。面对不利的情形，应如何调整心态，发出声音呢？
从个人财富增长的角度说，我当然希望天时地利，一切风向皆利于我。不过人非蜉蝣，朝生夕死，我希望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，不会在将来遭到反噬。每个人追求私利，他人福利也能增进，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；如果部分人获益，其他人因同一项政策受盘剥，零和博弈不可能长久。
这其实回答了朋友给我提出的问题。
即便北京放开土地供应（当然，可能性极小），房价下跌，我也不会恼羞成怒。短期的财富缩水让人痛苦，这种痛苦源于投资错误，而非政府剥夺，并且痛苦将被持续性的改善弥补。
由于房价下跌，将来我更有机会买第二套房、第三套房，居住条件大为改善。从生活水平看，我不希望普通住房也成为奢侈品，我的财富不应被锁死在一套北京房子，而是被赋予更多可能性——我想，没几人愿意半生财富被冻结在房产吧。只要市场整体变好，创造财富的机会也在增加——趁高位卖掉房子，寻找其他发财之机，也是可能。
1997年香港特首董建华推出「八万五」计划：政府每年大量供应土地，意在新增八万五千套住宅。香港地狭人多，长期以来土地供应有限，房价高企，住房条件困苦。在就职典礼上，董建华宣布，将持续增加住房供应，缓解港人蜗居之困。
时运不好，1997年10月，亚洲金融危机袭来，香港楼价暴跌，大量中产阶层财富缩水。楼市最低潮时，香港约5%人群出现负资产，很多人是在房价高位之时，不顾承担能力冲进去的接盘侠。楼价暴跌，对「八万五计划」的抨击遂成为政治正确。财经媒体普遍认为，董建华是香港楼市暴跌的祸首。
2003年香港爆发「七·一游行」，中产阶级大量上街，要求废除「八万五计划」。港府很快妥协。2003年到2005年，香港新增供地降至为零。以后政府每有供地，都会遭到激烈反对。楼市暴跌的阴影存在，新建房屋就很困难。全港居民的生活改善，被有房阶级绑架了。高房价损害了香港竞争力，有房阶级其实也是受害者。他们本来可以住上更好的房子。
这种事情在西方也很常见：农民担心奶价暴跌，抗议政府削减补贴；工人担心外国工人抢饭碗，罢工抗议。在房地产问题上要求政策托市，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一个市场经济信徒，不应将生活改善寄望于政府。为短期利益而呼吁管制，希望分得不义政策的红利，名节有亏，不仅长期福利将会失去，认知水平囿于阶层浅见，这是非常愚蠢的自我设限。
当然，我不是说基于政府政策的投资就有原罪。只要没有侵犯他人权利，运用错误政策的后果而获益，这得益于个人聪明才智，无可厚非。若是一边获利，一边为糟糕的政策辩护，那就是道德水准的问题了。当一个人借助政府侵权而获益，他还鼓吹这种侵权，即使没有亲身参与，也很值得鄙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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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国土部门调整全国用地规划，北京减少170万亩的耕地保护指标。我一直认为，北京不应施行耕地保护政策。从历史数据看，北京耕地保有量可能早已破线，此次调整不过是对既成事实追认，也是增加供地的信号，算是一点微小改善吧。
增加土地供应，有助于拉低房价，这个结论无疑正确。有朋友问我，如何看待这一类有助于降低房价的政策。他知道我刚在北京买房——真是让人难堪的问题啊。
借助政府的反市场政策，一些人获益。尽管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，不得不承认，和受政策伤害的其他人相比，他是个幸运儿。这种现象比比皆是。
十年前在北京买房之人，他的财富增长远远超出一般创业者。不是付出了多少努力，提供多少服务，而是政府施行限制土地供应、限制交易、增加税收、通货膨胀等政策，推高房价，使他坐享其利。
相当长时间里，贵州茅台都是业绩亮丽的股票，股价上涨和分红都很可观。它的销售，很大部分源于官员消费。民脂民膏推高了这家公司股价，使其长期投资者获得了可观回报。2012年政府强力反腐，这支股票几近腰斩，就可见一斑。
政府施行保护政策，一些行业免于激烈竞争。他们无需讨好消费者，也无需面对同行竞争，就能安然生存。这种情形多为国企业，受政府补贴的民营企业也很常见。
如何看待市场化带来的切身利益损失？变革使倨以为傲的政策优势消失：买房者发现房价不再节节上涨，因为住房增加供应；原先持有的股票不再值钱，因为股市将施行注册制，虚高股价被挤掉泡末；高价购买的出租车牌照，在网约车攻击下，不断缩水。面对不利的情形，应如何调整心态，发出声音呢？
从个人财富增长的角度说，我当然希望天时地利，一切风向皆利于我。不过人非蜉蝣，朝生夕死，我希望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，不会在将来遭到反噬。每个人追求私利，他人福利也能增进，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；如果部分人获益，其他人因同一项政策受盘剥，零和博弈不可能长久。
这其实回答了朋友给我提出的问题。
即便北京放开土地供应（当然，可能性极小），房价下跌，我也不会恼羞成怒。短期的财富缩水让人痛苦，这种痛苦源于投资错误，而非政府剥夺，并且痛苦将被持续性的改善弥补。
由于房价下跌，将来我更有机会买第二套房、第三套房，居住条件大为改善。从生活水平看，我不希望普通住房也成为奢侈品，我的财富不应被锁死在一套北京房子，而是被赋予更多可能性——我想，没几人愿意半生财富被冻结在房产吧。只要市场整体变好，创造财富的机会也在增加——趁高位卖掉房子，寻找其他发财之机，也是可能。
1997年香港特首董建华推出「八万五」计划：政府每年大量供应土地，意在新增八万五千套住宅。香港地狭人多，长期以来土地供应有限，房价高企，住房条件困苦。在就职典礼上，董建华宣布，将持续增加住房供应，缓解港人蜗居之困。
时运不好，1997年10月，亚洲金融危机袭来，香港楼价暴跌，大量中产阶层财富缩水。楼市最低潮时，香港约5%人群出现负资产，很多人是在房价高位之时，不顾承担能力冲进去的接盘侠。楼价暴跌，对「八万五计划」的抨击遂成为政治正确。财经媒体普遍认为，董建华是香港楼市暴跌的祸首。
2003年香港爆发「七·一游行」，中产阶级大量上街，要求废除「八万五计划」。港府很快妥协。2003年到2005年，香港新增供地降至为零。以后政府每有供地，都会遭到激烈反对。楼市暴跌的阴影存在，新建房屋就很困难。全港居民的生活改善，被有房阶级绑架了。高房价损害了香港竞争力，有房阶级其实也是受害者。他们本来可以住上更好的房子。
这种事情在西方也很常见：农民担心奶价暴跌，抗议政府削减补贴；工人担心外国工人抢饭碗，罢工抗议。在房地产问题上要求政策托市，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一个市场经济信徒，不应将生活改善寄望于政府。为短期利益而呼吁管制，希望分得不义政策的红利，名节有亏，不仅长期福利将会失去，认知水平囿于阶层浅见，这是非常愚蠢的自我设限。
当然，我不是说基于政府政策的投资就有原罪。只要没有侵犯他人权利，运用错误政策的后果而获益，这得益于个人聪明才智，无可厚非。若是一边获利，一边为糟糕的政策辩护，那就是道德水准的问题了。当一个人借助政府侵权而获益，他还鼓吹这种侵权，即使没有亲身参与，也很值得鄙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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